[13]但也有学者持否定立场，其从证明对象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行政机关能够证明其没有相应制作、获取和保存信息的义务，则信息不存在的事实也当然被确证。
[5]H. Bolingbroke,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p.88. [6]需说明的是，现代汉语中一般并不使用单音节词宪，而古汉语中的宪字，其意思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詹宁斯曾直截了当地说，戴雪的错误在于认为法律是实施的，而公法或宪法不是实施的，因为法院没有办法去强制政府执行判决。
相比之下，另外一种版本则更为坚决。就宪法惯例而言，内在视角所关注的宪法渊源问题，要追问的是，通过何种法律程序、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将宪法惯例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 （一）外在视角与内在视角 内外视角及其区分，是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提出来的，它对于法律体系和具体规则的研究而言，都是一对很重要的思想工具。此后，理论家们对惯例的论述逐渐丰富起来。[41]由此可以得知，所谓法院实施，并不是对法律和惯例之内涵的界定。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构成了法律世界。
准确说，《大臣守则》是一个包含了惯例和法律的大臣行为手册，虽然它已经成文化了，但并未成文法化，换言之，在性质上它仍然不是法律。第二个须回应的主张是，有些惯例也为法院所实施。实际上，在比较议会功能研究中，帕肯海姆以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为标准，并基于对巴西国会的经验研究，依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地列举了11项议会功能，[18]而合法化功能居于首位。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人大授权改革试点的议案要经过充分的民主审议。二是局部性的空白授权。（3）2014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中国（天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33]参见庞凌：《地方人大无权暂时停止、悬置地方性法规的适用》，载《法学》2017年第6期，第6—11页。
这类对法秩序具有一定挑战性（而非完全破坏性）的增量权力，在没有正式法律予以规定前，可以归为全国人大兜底职权。不过，授权者基于先前的授权改革试点经验，结合授权当时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有意识地注重收集、掌握相关客观情况，能够获得相对确定的事实。
马怀德：《全面从严治党亟待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载《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2日，第3版。试点空间结构的设计，要能够更好地实现制度试点的效果评估，这就要求考虑某项具体的改革试点特征和目标。在作出权限上，全国人大授权决定应限于非宪法保留事项和其常委会自身有立法权限的事项，也应当受到公法上合比例性控制，[7]而针对行政改革的人大授权，应恪守程序、形式及内容方面的法律界限。（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二、人大授权改革试点的运作、功能与风险 为了消解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学界曾作出诸多努力。具体而言，人大授权改革试点所采的控制措施包括了设置试点期限、试点空间以及报告义务。比如，2016年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授权市政府调整适用《杭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第 3 条第1款规定，具体调整为市政府可以决定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等行政区域在春节期间不得燃放烟花爆竹。是否改革试点的议题背后充满了诸多的价值冲突内容，授权者只有直面这些冲突，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摆脱政策制定过程中那种盲目的政策偏好。
[41]参见朱志宏：《立法论》，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60—63页。虽然立法权属于国家权力的一种，但并非如同主权一般具有单一、不可分的性质，单一制国家的地方仍可享有自主立法权。
在这个意义上，人大授权改革试点的合法化功能甚至强于一般国家的议会。[7]参见郑磊、王逸冉：《全国人大常委会试点授权要素论——基于〈立法法〉第13条的规范性思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5—7页。
2018年《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期限的决定》、2017年《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二百三十二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州区等五十九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期限的决定》、2017年《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2015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试行期届满后有关问题的决定》。（2）必要性原则要求在有助于达成目标的众多手段中选择造成损失最小的那项措施。其二，具备资格的授权者启动某项具体的改革试点应当符合哪些条件？因为具有授权改革试点资格，并不自然意味着可不受任何约束地作出授权决定。上述调整期限为一年（该决定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比如，在公益诉讼改革试点中，提案主体对授权决定草案进行说明时，首先描述了现实中侵害公共利益事件的情况及紧迫性，以及当前保护公共利益法律制度不十分完备。[24]共和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性政治准则，以防止绝对支配性权力的出现，所以宪法亦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将单一混沌的国家权力予以规范性划分并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监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分别执掌。
举重以明轻的适用场合系自由行为领地，原由是性质严重的行为都被允许，那么性质较轻的行为也应当被容许。具体而言，人大授权改革试点制度架构按照逻辑顺序应当先后回答三个问题： 其一，在八二宪法权力结构下，哪些主体能够享有专属、自主的授权改革试点权力？这旨在回答人大作为授权改革试点主体这一制度角色的正当性问题。
授权试点所赋予的国家监察职权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原先所授予国家组织的监察职权密度与范围，应尽可能在重大政治改革的妥当、稳健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寻得适度平衡。其次，那种认为从全国人大先于宪法产生的事实可以得出其超宪法地位的观点，亦是对历史事实的断章取义。
因此，相较于法律，授权决定的通过程序较为简洁，具有灵活、快速及机动的特征。在授权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下，结合实证梳理，有必要就部分改革试点出现的两个现象予以反思：一是转授权，如《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中将中央军委的试点地域转授权予以明确。
该区分与地方立法的自主权存在密切联系。为了规范流动人口居住登记等立法目的，浙江省制定了该条例，它属于自主性的地方性法规类型。实际上，人大授权方案一般均能通过授权明确性原则的检视，授权方案最佳性的实现主要依靠比例原则框架下结合改革试点个案的评估与权衡。其次，作为授权者的人大启动某项改革试点，基于人大行权民主性、科学性原则，应当使改革事项与授权决定这一规范形式之功能结构上的条件取得一致，并且实质满足改革发展需要的授权根据。
参见秦前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之关系探讨——以国家监察委员会为研究对象》，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27页。[53]从文本的论证逻辑可知，支持和落实党的改革政策有力支持着授权改革试点是必要的。
虽然《立法法》没有针对授权改革试点作转授权的禁止性规定，但基于职能精简高效的考量，一般情况下不应当作出转授权而致使权力的运行过于分散化，除非被授权者更适宜对该事项作出处置。在此种情形下，民主代议机构所具备的安全阀功能和实质民主正当性的论证功能也将被极大削弱。
与此同时，那些尚难以被归入《立法法》框架的授权改革试点，更是急需授权明确性原则的规制。有一点需作出说明：本文没有将专门针对延长试点期限、推开试点的8项决定纳入上述授权决定的统计之中。
例如，在授权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中，国务院应当就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情况向全国人大作出中期报告。在立法方面的表现，是地方享有自主事务的立法权。[71]例如，2019年《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试点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研究制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49]参见陈多旺：《论悬置立法职权运作程序的正当化——从〈立法法〉第13条之改革发展的需要切入》，载《法学》2019年第2期，第89—93页。
比例原则包含三阶段的考察：（1）妥当性原则要求公权力所采之手段应有助于目标的达成。[70]可见，速裁程序试点空间的设置基本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能够为相关改革试点空间的选择提供借鉴。
就此意义而言，这也契合宪法解释的结构论者在疑难案件中求助于宪法对于职位、权力以及关系的总体安排去理解作为整体的宪法的含义的原则。[45]另一方面，对于重要的但不具有直接侵益性的组织和程序制度的改革事项，容许存在改革试点的空间，但在授权试点时应当契合形式与内容的合比例性，审慎地考量是否超越了必要的限度，以防止授权决定的形式滥用。
从授权实践及部分学者的论说，可以较为显著地探得授权改革试点之宪法学说的一脉——人大全权论。实际上，当前规范体系中的一定期限不可能给授权者任何具体的指引，结合实践可以考虑规定首次试点期限不超过3年，并明确规定采取可以延长试点期限的弹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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